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 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

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文/马盈盈

摘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而抑制了其后向参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开放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关键词：服务贸易限制；参与度；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Ａ

一、引言

随着全球价值链和数字贸易的发展，制造业 “服务化”趋势愈发明显，WTO总干事阿泽维多曾明确表示服务已成为世界贸易的基石，是实现由传统贸易向价值链贸易顺利转变的“变革力量”（Low，2013）。一方面，作为生产“粘合剂”，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统筹生产运营、协调联系以及总部管理的功能（盛斌和陈帅，2016）。运输、物流以及信息通讯等服务成本的下降以及质量的提高使得企业管理跨地区生产过程成为可能，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产生（Miroudot和 Cadestin，2017）。另一方面，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位于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服务以及末端的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顾客接触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提高生产率、实现价值创造和增值（吕越等，2017）。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决定了全球价值链的横向格局，服务贸易已成为经济增长、互联互通、实现产品多样化的重要渠道。然而，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不足使其难以充分释放增长潜力。据WTO统计，目前以增加值计算的服务贸易已占全球贸易的50%左右，以“商业存在”形式发生的投资占世界对外投资总额的2/3以上，远超制造业或农业所占份额。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ervices Trade Restrictions Index，STRI）数据库显示：从国家角度看，OECD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服务业整体开放程度较高，新兴经济体的服务业普遍较为保守；对于中国，在103个国家中，其综合STRI指数排位77，高于大多数国家。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受困于“抽离、成本攀升、人才缺失、要素分流、效益低下”等一系列严峻问题，迫切需要转型升级，以全球价值链重构为契机，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加快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考虑到服务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为了促进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势在必行。

尽管现有“案例研究”可以有力说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但严格的计量分析仍然不可或缺。由于数据限制，近几年才开始出现关于服务贸易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实证研究。Francois et al.（2016）检验了服务与商品的增加值联系，认为服务对商品（服务）的总贸易成本结构具有重要影响。Debaere，Görg和Raff（2013）对爱尔兰的研究表明服务在地域、行业和时间上的可获得性越大，企业的（原材料）进口占销售额比重越高（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越高）。Biryukova和Vorobjeva（2017）利用OECD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TiVA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发现服务贸易限制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具有负向影响，通过减轻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等贸易和FDI壁垒可以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Woori Lee（2017）利用引力模型分析框架研究了双边服务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关系，研究发现服务贸易协定可以促进服务和制造业总进口、总出口以及增加值进口以及增加值出口，但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更大，且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林僖和鲍晓华（2018）利用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也发现协定对服务贸易总值出口和增加值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外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程度大于国内增加值出口。Erik（2017）利用OECD的非商品市场规制数据库以及服务FDI限制指数数据库从增加值视角研究了服务贸易和规制壁垒对服务增加值关联以及经济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进入壁垒以及FDI管制在整体上显著抑制了服务的增加值出口以及经济升级。尽管国内外文献采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数据，但结论基本一致，即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全球生产分割，提高了相关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增值能力。此外，部分学者研究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结果均表明服务投入可以促进制造业价值链的参与度和分工地位（刘斌等，2016）。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以及2006-2009年世界投入产出表，研究了服务贸易限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以及分工地位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可能贡献是：（1）从参与度和结构角度，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补充和完善。（2）较好的处理了内生性问题，使得结论更加可靠。（3）分析了不同服务部门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差异以及对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的影响异质性。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分析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力的机制。第三节基于Wang Z et al.（简写WWYZ，2017a；2017b）方法以及WIOD数据库，测算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并基于世界银行STRI数据库分析各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现状。第四节构建计量模型，并对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进行说明。第五节为计量结果分析；最后是本文结论。

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力的机制分析

改善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提高GVC嵌入能力的重要手段。我们从以上三个方面总结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价值链参与的路径。

第一，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提供劳动力技术技能和专业知识水平，促进技能升级。基于新增长理论，Romer（1986）等证实了对外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可以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力生产技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从贸易角度，对于将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的下游企业，来自国外的服务内涵大量技术、知识和信息，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直接提高工人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2）对于国内进口竞争服务业，服务贸易自由化打破了市场垄断，改变了服务部门的竞争结构。通过移除针对本土私有企业以及外国企业的进入壁垒，私有化增强了服务部门的竞争，迫使企业通过技术投资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以增强竞争力。另一方面，新企业的进入增强了服务部门的竞争压力，从而降低服务价格；相关生产要素价格下降增强了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增强了技术投资的动机和能力。（3）从FDI角度，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伴随研发、创新、高技术人员的跨境流动、国际标准的引进以及对员工的技能培训。一方面，东道国企业可借此学习先进技术知识、组织管理经验，对接国际服务标准，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示范效应）（Markusen，1989；Rivera-Batiz，1992）[1]；另一方面，从跨国公司向国内企业的人员流动会扩大技术溢出的范围。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提高企业的吸收、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实现质量标准。移除外国服务供应商的进入壁垒可以增加服务种类，包括现代高技术服务。进而通过中间品种类效应和竞争效应改善电信、运输等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效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从而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实现价值链升级。Hoekman和Mattoo（2008）指出印度政府实施服务业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服务部门需要重要的技术投资。为了提高服务的质量，对私有企业和外企发放许可证可以提高运输、电信甚至能源部门的技术投资。移除针对私有企业和外企的限制可以通过竞争效应以及加强技术投资强度获得高质量服务。而高质量中间服务的利用可以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

第三，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更好的组织生产或引入新技术提高生产率。（1）服务外包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扩大企业可选择的生产性服务范围，降低服务市场价格，当外部交易成本低于内部生产成本时，企业会选择服务外包。一方面外包需求扩张能够促进服务市场的扩大，产生规模效应进而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原毅军和刘浩，2009），另一方面服务外包使得企业可以将资源配置于核心生产活动，提高生产效率（Amiti和Wei，2009）。（2）中间品种类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种类更高效更低价格的服务，使其更好的组织生产，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张艳等，2013）。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重要的联系纽带作用，促进了供应链内部的资本、人员和信息流动，有效协调协调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联结。（盛斌和陈帅，2016）。例如高效的运输服务可以缩短出口交货时间、降低出口风险，提高价值链的可预测性和可信赖度；另一方面，运输成本下降可以深化企业间分工合作，通过资源的再配置和价值链的空间再布局实现生产链条的延长和升级，实现价值增值。电信服务可以提高企业间的互联互通性，实现信息共享和即时通讯，整合优化与产业链合作伙伴间的优势资源，形成上下游企业无障碍业务联动，降低生产网络的组织成本，利于实现产业链整体业务的模式创；此外，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降低企业管理信息化的成本，使企业有效控制生产要素的使用以及整个生产过程，提高企业运作效率和效益，最终提高市场的竞争力。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可以带来更多的资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的研发活动和产品创新提供稳定、长久的资金来源（刘斌等，2016）。零售和批发服务促进了供应链的联系，商业服务提升了价值链的运行效率。

三、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GVC嵌入的典型事实

（一） 基于STRI的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比较

考虑到服务的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特征，以及保障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政策干预措施，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和政策管制，例如对外资进入（FDI）的限制、人员流动的限制、实施歧视性的补贴、税收和采购政策以及缺乏透明度和必要的正当程序的法律法规，设定国有企业优先权等阻碍服务贸易、投资以及市场竞争的壁垒。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由于产品多次跨越国境，这些壁垒会产生放大效应和累积效应，提高贸易和经营成本，阻碍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以及价值获取。

图1展示了样本国家总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可以看出，两者呈显著的反向关系，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服务贸易限制程度越低。在样本国家中，中国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仅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比较高。

不同服务部门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其服务自身特性决定了一国的服务贸易政策措施。图2展示了部分样本国家金融、电信、零售、运输以及专业服务等五类服务的贸易限制指数。可以发现：（1）专业服务业的贸易限制程度要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各国均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多数国家的零售服务部门完全对外开放（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和法国除外）；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法国对运输服务的贸易限制程度较高；而对于金融部门，印度、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限制程度则相对较高。（2）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服务贸易限制水平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其中，专业服务业、运输服务对于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运输服务、零售服务、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和专业服务。相较其他国家的各类服务开放情况，中国电信行业限制程度比较高。

（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分工地位

1. Koopman方法

公式（8）揭示了一国某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相对值越高表明越靠近价值链的上游。与Koopman的指标相比，我们剔除了纯国内生产活动以及传统贸易生产活动的影响，能更精确的反映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另一方面，与WWYZ（2017b）构建的分工地位相比，我们主要是从价值角度进行考量。

3. 测算结果

鉴于2016版本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的社会经济账户数据不完善，本文测算以及计量分析均基于2013版本数据库，数据覆盖2006-2009年32个国家。

根据基于WWYZ方法的测算结果，我们发现：（1）发达国家各制造业部门GVC前向参与度的平均值均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的GVC前向参与度在发展中国家里也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发达国家从事位于价值链上游的精密仪器和零部件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则利用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从事简单零部件生产以及加工组装等下游低端制造环节。（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GVC后向参与度不存在系统性差异，但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后向参与度显著不同。在样本国家中德国、法国、韩国的GVC后向参与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电气及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GVC后向参与度显著高于其他行业。

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中的分工地位整体低于发达国家，仅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以及金属制品业的分工地位指数高于发达国家。以中国、日本和韩国参与的亚洲价值链为例，日本的分工地位指数几乎均高于韩国，而韩国又高于中国；同样地，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价值链也表现出这种特征，例如德国的分工地位指数整体上高于法国和英国。

四、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实证分析的目标是估计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下游制造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以及分工地位的影响。

我们假定服务贸易政策对下游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与制造业服务投入密集度正相关。从而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来源于国家部门层面的服务贸易限制程度以及基于投入产出表测算的制造业部门的中间服务投入。对于任意国家i以及下游制造业部门j，复合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如下：

（二）模型识别

关于模型设定公式（10）的识别问题，我们参见Beverelli et al.（2017）的做法：

第一，遗漏变量偏差。所有回归均包括国家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遗漏随国家或行业变化的变量带来的估计偏差。剩下的只有国家行业层面的变异度，因此我们需要控制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以及与服务贸易限制相关的国家行业层面变量。其中，最相关的是国家行业层面的要素禀赋差异，因此我们在模型设定中加入了技术和资本相关变量。

第三，服务贸易限制的内生性。下游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可能通过游说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从而导致逆向因果问题。如果低GVC参与度行业通过游说促进上游服务贸易自由化，则我们的估计结果可以理解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GVC参与度影响的下界。而当高GVC参与度行业进行游说时，估计系数将存在上偏，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此问题，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工具变量构建方法见下文。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用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表示，数值在0到100之间，值越小意味着开放程度越高，0表示没有限制，100表示完全封闭，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103个国家影响服务进口的服务贸易政策信息（包括市场进入、国民待遇条款、国内规制），覆盖金融（银行与保险）、电信、零售、运输及专业服务（会计及法律）等5个服务部门，并包含每个部门的主要贸易模式（包括每个分部门的商业存在或FDI-模式3，金融、运输及专业服务的跨境提供-模式1以及专业服务中的人员流动-模式4）。在实证分析中，我们采用包含各种模式的综合STRI指数以及模式3的STRI指数进行回归。STRI数据不随时间变化，捕捉了2000年代中期流行的政策制度。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工地位以及投入渗透率来自2013年版本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该数据库提供了1995年至2011年涵盖40个国家和地区35个行业的时序数据。控制变量资本报酬率（k-ratio）、资本禀赋（k-endow）以及国家层面的技术水平（skill-endow）以及行业层面技术密集度（skill-ratio）均来自WIOD社会经济账户。

五、计量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1报告了式（10）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3）、（5）列是基于商业存在（mode 3）STRI的回归结果，第（2）、（4）、（6）列是基于综合STRI指数的回归结果。前两列CSTRI回归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促进制造业前向联系GVC参与度（模式3）。第（3）和第（4）列的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基于模式3还是综合STRI的测算，服务贸易自由化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抑制了制造业后向联系GVC参与度。第（5）和第（6）列的CSTRI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服务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此外，控制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对价值链参与度产生影响，其中表示资本禀赋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资本禀赋是全球生产分工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表示技术禀赋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说明一国高技能劳动力禀赋越高，其价值链参与度越低，产生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1）高技能劳动力禀赋的提高可以促进国内生产技术的进步，从而提高生产新产品和服务的可能性，导致国内中间产品对进口中间产品的替代，降低后向联系GVC参与度。（2）根据测算公式，前向GVC参与度等于某行业创造的增加值被用于其他国家生产和出口的部分占该行业增加值的比例，在GVC生产活动规模不变的前提下，一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各部门的GDP（即分母），导致前向参与度下降。由于技术禀赋交互项对前向GVC参与度的负向效应超过了对后向GVC参与度的负向效应，从而导致对分工地位的影响系数为负值。

（二）工具变量估计

（三）稳健性分析

我们对式（10）从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分析，一是采用世界平均投入产出系数测算制造业服务投入渗透率；二是采用直接和间接投入产出系数进行估计；三是采用Koopman（2010）的参与度和分工地位指标进行估计；四是按照国家发展水平分样本回归。

1.基于全球服务投入成本份额的测算

由于国家生产技术存在异质性，就存在用美国投入产出关联计算服务渗透率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表3展示了使用2005年世界整体服务中间投入成本占总中间投入成本的份额作为服务渗透率的测算结果，既考虑了发达国家也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对于我们的估计样本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可以看出尽管显著性略有下降，但回归系数的符号并没有发生改变，而且商业存在STRI对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系数均变大了，说明利用美国投入产出系数保守估计了FDI规制的经济影响。

2.基于其他投入渗透率的估计

基准回归中采用服务投入成本占下游制造业的总中间投入成本的比重表示服务投入渗透率，这种方法不同于反映服务投入占下游行业总产出比率的投入产出方法（包括直接消耗系数A和完全消耗系数B）。直接消耗系数指某部门单位产出直接消耗的各服务部门数量；完全消耗系数指生产一单位产出对各服务部门总产出的完全需求量。为了检验使用中间投入成本份额方法的稳健性，表4和表5分别展示了基于美国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的估计结果。

前向联系GVC参与度以及分工地位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比较稳健，而服务贸易限制对后向联系GVC参与度的影响却变得不再显著。对比直接消耗系数和间接消耗系数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直接投入产出关联影响制造业，间接影响非常微弱。

3.基于其他参与度和分工地位指标的估计

表6报告了基于Koopman方法测算的GVC参与度和分工地位估计结果。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略有下降，但结果依然稳健。

（四）拓展分析

1.按照国家发展水平的分样本回归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服务化水平以及服务技术含量存在显著差异，且发达国家的服务开放程度整体高于发展中国家。可以预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大，通过扩大服务进口贸易以及促进服务业FDI，发展中国家本土制造业企业可以获得更多更高质量更低价格的服务，从而提高技术水平、生产效率以及出口产品质量，进而实现价值链跃升。表7估计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程度大于发达国家，能够显著提高分工地位，促进价值链升级。

2. 不同服务部门自由化的影响效应

表8报告了不同服务部门贸易限制指数对GVC参与度以及分工地位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零售服务、电信服务、金融服务以及专业服务的进一步开放均能够显著提升GVC分工地位。其中，零售服务、电信服务以及金融服务贸易限制主要是影响了制造业的后向GVC参与度，而专业服务业则促进了制造业的前向GVC参与度。至于运输服务，其进一步开放可以显著提高制造业的后向 GVC 参与度，但与此同时，可能会阻碍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从参与度和分工地位角度分析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针对该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价值链嵌入能力。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GVC参与度以及分工地位的影响。通过检验，本文得到以下结论：（1）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的前向GVC参与度而抑制了其后向GVC参与度，提升了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2）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通过进一步深化服务贸易开放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价值链跃升。（3）零售服务、金融服务、电信服务以及专业服务部门的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价值链升级的作用不明显。

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发达程度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取得快速发展，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就业占比分别从1978年的24.6%和12.2%上升至2015年的50.2%和42.4%。但是，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服务发展仍然滞后。为了促进服务业发展，中国积极主动地选择了服务业开放战略，通过加入WTO和签署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然而，根据世界银行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数据库显示，中国专业服务贸易限制指数高达66、电讯50、金融服务34.8、零售25、运输19.3，远高于其他服务贸易主要国家。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利用高端服务投入产业的关联效应、溢出和竞争效应，带动国内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的发展，通过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分工地位实现经济增长。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削减服务贸易壁垒和 放松国内管制，营造良好的服务业发展和贸易环境，充分利用国外高端服务要素，助推中国 、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企业在注重生产性服务投入的同时，要不断提 高学习能力，吸收服务中内涵的前沿知识和技术，从而提高自身的研发创新能力和生产技术 水平，增强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力和增加值获取能力。

注释

[1] Kugler（2006）利用哥伦比亚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发现FDI在产业间存在技术转移和知识扩散溢出，但在产业内不存在。Fernandes和Paunov（2012）发现智利服务部门中的国外服务供应商对制造业部门具有正向溢出，减少FDI壁垒可以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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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国际贸易问题》2019年第7期。

文章作者：马盈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